上海电力大学老教授协会在宅家抗疫之际，于5月18至22日的一周时间里，举办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晒一张珍藏照片，写一篇成长故事”的“云共享”活动。

这次活动得到了该校老教授会员的积极参与，在曹家麟、陈大森、刘植、张一尘等老领导积极带头参与下，有36位老教授晒出照片和故事，或是见证重要历史活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弥足珍贵；或是与历史名人、个人重要活动的留影，具有收藏价值。这一幅幅老照片与一篇篇好故事，通过自己的记忆语言，续写了色彩斑斓的人生篇章，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对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和教育事业的深厚情感。 

以下精选了10幅老照片和生动故事，以飨读者。

曹家麟：自强不息，求实创新

我此生和教育有缘，我对两个大学非常有感情，一是上海大学，另一个是上海电力大学。在上海大学工作期间，在当时的钱伟长校长领导下，我负责学校的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钱校长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忠诚党的教育方针，他很关心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培养，他要求他们首先要成为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一个专门家，要求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同时，钱校长强调，学校的发展一定要促进教学、科研两个轮子一起转。有了创新能力的教师，才能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他的教诲对我以后的工作学习帮助很大。

2004年6月我来到上海电力学院工作，担任院长职务。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在全校师生员工共同的努力下，自强不息，求实创新，我们办成了三件大事。第一，使学校成功地争取成为硕士授予单位和增设了硕士点，提高了学校的办学层次。第二，通过了教育部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取得了优秀成绩。第三，完成了长阳新校区的建设工作。

我在上海电力大学工作的经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宝贵，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能为上海电力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是我终身的光荣。

陈大森：见证了南汇校区的变迁

这是一张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我校南汇校区的老照片。从2001年1月打桩开始，仅仅经过短短的九个月，这块土地就从当时的一片农田，到热闹非凡的建筑工地，成为一个充满现代感的高楼林立的美丽大学校园。当年9月电院2001级千名新生入住南汇新校园，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这是上海高校史上罕见的建设速度，是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努力进取的必然成果，我们有幸经历了这个难忘的时代。

从2001年开始，仅仅经过了五六年时间，电力学院就从一个规模仅二千学生的微型高校，蓬勃发展建设成了万人大学。而在南汇校区就容纳有八九千学生。

今天，电力学院已更名为上海电力大学。临港校区的千亩校园又替代了当时的南汇校区。上海电力大学又重新站在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起点上。

蒋锦良：我最难忘的岁月

1965年我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8023部队的研究所，从事核武器试验的科学研究工作，从此，我多次去核武器试验场区执行核爆炸试验任务。最难忘的是1967年6月17日，我有幸参加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任务，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我们部队研究所位于新疆的深山峡谷之中，核试验场区位于茫茫的戈壁滩上，虽然工作与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并且还要面临核爆炸后核辐射的危险。但是大家牢记毛泽东主席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严肃认真、周密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工作中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勇攀科学高峰，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一生中最珍贵和难忘的 岁月。

这张老照片非常珍贵，也很有纪念意义。回忆当时的情景：1966年冬季，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亲自到场区负责指挥，核爆炸试验任务成功完成后，又特地来到深山峡谷之中的研究所看望大家，并且与我们合影。我站在最后第二排的正中间位置，正好在聂荣臻元帅的正后方。当时大家都无比激动，笑得非常开心。大家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祖国争光。

余晞耀：赴藏纪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9年4月。照片上的四位，是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同班同学。当时我们同在岗巴独立营下连当兵，回到拉萨后，相约在罗布林卡拍摄的。左二是我，左一的同学当时给独立营政委当秘书，在塔克逊（海拔4900米）边防队当兵；右边两位在查果拉（海拔5300米）边防队当兵。

记得1967年12月30日总参分配工作组找我谈话：这次三大总部不接收任何毕业生。你们全部分到军区。我和同班14位同学被分配去西藏军区。

12月31日我收到姐姐因难产故世的电报，心中非常难受，但是没有向上级汇报。我认为个人的事，应当由自己来克服。为了减少母亲的悲痛，我和哥哥商量怎么办？他们说：报到通知要求2月5日到青海西宁大站报到，要我把“通知”给母亲看，说分配到西宁；到了西藏以后，再写信给母亲，讲清情况。其他工作他们来做。

我们十几位同学按时到西宁大站报到，安排进藏汽车。若等客车要排队等候两个月，若乘坐解放牌大卡车，马上可以安排。我们商量后，决定坐大卡车进藏，路上行程11天，到达拉萨。

到军区报到后不久，接到了下连队当兵一年的任务。处在海拔4900米边防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平地走路也喘气，剧烈运动后，会感到缺氧头痛。但是，到边防队的第二天，就要求所有的战士，去山脚下挑水。建营房需要的土坯，泥沙靠战士们从山脚下背上来。大雪封山，给养送不上来，只得去猎野马，野马肉晒干，代替干粮。我没有羊毛的战备棉鞋，穿大头鞋又怕赶不上队伍，就穿胶鞋出发，天冷，脚冻裂了，流血了，因为两脚毫无知觉，也不觉得疼。化脓了，也只贴块胶布，继续和战士们一起训练，巡逻，执行任务。凭着一股保卫祖国的志气和自觉锻炼的热情，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边防一年，我懂得了什么叫艰苦，也知道如何去克服。我深深体会到边防战士为保卫祖国，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高尚品德，和真诚相助的战友之情。那些可爱的边防战士的形象至今仿佛还历历在目，鼓舞着我前进！

庄民生：我的海军梦

这是摄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东海舰队潜水训练营地的照片，合影照中的我（二排左三）刚入伍海军。依照每条军舰派一人的要求，奉命到福建前线厦门参加轻潜水装备训练，学习用口呼吸、吸氧抗压、下海抢险救灾的本领。小时候，我就有当海军的梦，每每见到从上海吴淞军港走来英姿飒爽的水兵会羡慕不已。当时有一部反映人民海军鱼雷快艇击沉国民党军舰的电影《怒海轻骑》，由赵丹等大牌主演，风靡全国，街上多见穿海魂衫的路人。1959年底我的海军梦实现了，被分配到东海舰队温州水警区服役。这是一支拥有两个炮艇大队的英雄部队，建国初曾参加过解放浙东沿海岛屿，包括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攻打一江山岛、大陈岛的战斗，拥有被中央军委命名的414英雄（炮艇）艇和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王维福。

部队是个大学校，学习政治，更要学军事本领。炮艇虽小，五脏俱全：有航海、轮机、枪炮、通信、水雷及跳帮扣船和损管堵漏等多样岗位和技术。因打仗会有牺牲，为了顶替，海军对一专多能要求很高。从厦门学习潜水回来后，我除了轮机和通信业务，航海等其他业务都学了个遍。我的炮艇中队长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对上海兵情有独钟，又把我拉在他身旁当了几年文书。

部队更是革命大熔炉，是历练意志的地方。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帝修反联合反华，蒋介石在东南沿海叫嚣反攻大陆。据通报，雁荡山乐清湾浅滩是蒋军准备在浙江登陆的地方，也是我们炮艇大队的防区，直面敌情，战艇在海上昼夜巡航，一会儿扬首耸立浪尖，一会儿沉头扎向浪底，一会儿巨浪从艇首劈头盖到艇尾，一会儿战艇又从巨浪里钻出。这样反反复复，让人翻肠倒胃，呕吐不止：吐饭、吐黄水、有的甚至吐血水。在战备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写下了遗书，为国一战，不惜生死。此时此刻的我，真正感受到大风大浪的考验，把生命置之度外，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命运，党和人民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真切地感受到信念的力量是那么崇高而伟大。1964年我在部队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和阳光滋润下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

唐俭：岁月留痕 

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初夏，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师生陪同两位英国外教游览松花江，在防洪纪念塔前合影留念。后排左六是我。

1972年是我教书生涯的元年，我教的是英语精读课。第二年我教73级精读，就是照片里这些学生，直到他们毕业，故这个班对我的感情最深。班里同学有从未学过英语的，困难多多。当时有句响亮的口号：“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为此师生也是拼了。晚自习时，老师们深入到学生宿舍，给学生纠正语音，每每练到口干舌燥、着急上火，嘴唇起泡。

英语系两位副主任宋元卿（第二排第六）、张允文（第三排第三）都精通英语，熟稔语言学、教学法，又非常重视年轻教师的培养。我都记不清他俩听了我几次课，但是他们的教诲至今难忘。解放前他俩是学生地下党，政治素养好，是党内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我日后取得的点滴成绩与他们的引路是分不开的。更幸运的是，黑大汇集了北外、上外、北大、南开、华师大等高校“文革”前的毕业生，师资力量强。同事们经常互相切磋，让我获益良多，没齿难忘。

记得学生二年级时，73级到大庆油田开门办学，我班分到生活条件较艰苦的采油六部，帆布帐篷既是我们的宿舍，又是课堂。其时正值“文革”，“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我班学生却不受干扰，学习丝毫不放松。毕业实习时，师生赴大连海俱乐部、外轮供应公司，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地道的英语，乃至“不标准”的英语。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得知联合国文件鲜有中文版的，尽管中文是官方语言。这直接影响我国代表在联大的表态。外交部把翻译积存文件的任务委托给各大院校英语专业。73级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系里给学生增开了翻译知识讲座，譬如翻译的标准、长句处理，等等。学生边学边干，也算补上了文字翻译这个空白。尽管受“文革”的影响，学生有先天不足的不利因素，但是由于后天加倍努力，这届学生毕业后非常争气，在改革开放初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王启杰：随交大西迁之回忆

这张照片是我大四时在宁夏银川电厂实习结束后和工厂師傅的合影（我在二排右2）。照片令我回溯到青年时代，那时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西北建设如火如荼，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项目大部分在此，工业总投资的1/3在此，我们新中国的首届电厂热动专业学子也在此，边学习边实践，为建设我国电力工业而奋战。

照片也让我回忆起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的“西迁事件”。1955年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做出决策：为了整个民族，新中国的发展，教育布局，工业布局，拉动我国西部发展，决定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经过一年左右的筹备，交大教职员工和家属及在校学生共6000多人，于1956年8月起分批次搭乘“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陆续西迁西安，1956年9月12日交大终于在西安举行了新校的开学典礼。我是1955年从晋元中学毕业考上交大的，在徐汇校区修完了大一课程，1956年隨校西迁，也算是西迁队伍中的一粒小粟。虽有生活不习惯等苦恼，但我在西安一干就是整整四十年，直至1995年因家庭有实际困难，经组织批准后才回到上海。四十年来我们数以万计的交大学子不仅在西安，还在比西安更向西的甘肃、宁夏甚至边陲新疆，为我国大西北的电力工业建设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最近，习总书记指出：“我对西迁精神予以肯定“，”交大人展现出的西迁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真正的是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

龙根勇：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是距今29年前的事了。1991年4月的一天，能源部（前称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桢来我校视察工作。背景是当时校党委认真贯彻能源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部属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我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总结了1985年升本以来我校思政工作的经验，会议通过了我校制订的《关于加强我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等9个文件。我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各方面的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局面。

当时，校党委专门举办了“思想政治教育展览”，如实的反映了我校在加强思政工作和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以及“三个育人”等方面所做的一系列工作。这个展览效果很好，得到了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有关部门和兄弟院校的好评。

这次史大桢部长来我校视察工作时，特地参观了我校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展览”。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胡三梅和我（时任党办主任）等陪同史部长参观。参观时胡书记和我私语：“你请史部长为我们学校题个字。”于是我瞅准了机会跟史部长说：“史部长，请您为我们学校题个字吧。”当时，史部长说：“这个展览会我看了，很好，学校在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字我就不题了吧。”后来我又坚持说：“史部长，我们学校直属您领导的能源部，您是部长，难得来一次，就为我们题个字吧。”我边说边把已备好的签名簿和笔递给了史部长，史部长没有再推辞，于是就在签名簿上写下了：“努力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电力工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还记得当时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组织一批政工干部外出参观，听闻我校有这样一个思政展览，特意来我校参观。参观后，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副处长、思政研究会副会长冯惠民深情地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啊！”

此事虽已过去了整整29年，但那情那景至今历历在目，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王志祥：试制“SXJ-60型数字巡回检测装置”

看着我这张工作照(前面是我)，想起了我们研发“SXJ-60型数字巡回检测装置”的经历。

文革初期，我们正在外地“大串联”，听到中央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后，马上赶回到学校。当时，我们热自教研室主任是陆楚龙老师（他后曾任我校校长和东北电力大学校长），陆老师非常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亲自带领我们到吴泾电厂、闵行电厂和杨树浦电厂等地调查研究，了解电厂生产中，热工控制方面还有哪些薄弱环节急需解决，以解决发电厂在安全运行中的问题，同时也促进教学、科研的发展。当时，电厂师傅们一致反映汽轮机、发电机的轴承温度由于某种原因有时温度会突然升高，使轴瓦烧坏，造成汽轮发电机紧急停机。所以，研发电厂当时急需的、能够自动测量、报警和打印记录的装置，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陆老师带领大家研究分析后，安排我们尽快研制出相应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由我先起草一个方案，到电厂广泛征求意见，方案通过后，着手原理图设计、印刷板线路图设计以及总接线设计。经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多次试验调试后，终于研发成功。当时好几个单位争着要生产，最后交给我校校办工厂生产，定名为“SXJ-60型数字巡回检测装置”，为全国电厂解决了生产中的安全检测问题。同时，为了便于该设备的维护保养，我与陈文华、王耀章老师一起合编了《小型数字温度巡测仪》一书，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全国销量数万册。该装置多次被评为华东电管局和水电部的优质产品，1978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际仪器仪表展览会上，水电部推荐展出了该产品，受到与会者的热烈好评。

李丽：我为父亲交党费

1939年16岁的我父亲从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打过日本人、蒋军和美国鬼子，十几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靠两条退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又多次负伤（国家残疾军人），加之“文革”摧残，身体多有疾病。晚年的父亲特别是腿疾甚重，行动不便，即使这样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一直坚持亲自交党费，至今我都记得他扶着楼梯一步一挪艰辛下楼的样子。

组织上照顾年事已高的老同志，可自愿参加党组织生活，但父亲积极参加，从未缺席过。父亲肠胃不好，为避免上厕所，他会在那天的早上不吃不喝，准备好笔纸拿着拐杖和小凳（沿途可坐下休息），认真记录，回家后还要复习。特别是党员保先教育期间，父亲在家戴着老花眼镜更是一字一字地认真阅读学习材料，用红笔做了好多的记号。

2007年父亲开刀住院期间，病榻前父亲还念念不忘按时交党费。大热的夏天，让女儿我专程转几趟车，从汉口赶到汉阳为他交当月的党费。父亲生活节俭，衣服补了又补，坐过的藤椅破了用铁丝绑绑也舍不得丢，家里吃剩的饭菜，是绝对不允许倒掉的。但是2008年“5.12”大地震时，父亲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上千元做党费，捐助给灾区（那时工资并不高）。父亲对生养他的山西太行山村，长期支持，多年来从未间断捐款捐物。

父亲公私分明，在家中如有印有单位题头的信纸，他会说这是贪污行为。

我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看到他写的手迹“想起牺牲的同志觉得自己是幸存者”。想父亲曾对我说过：“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活，今天不死 明天就会死”。我理解了，父亲是很知足的，他从未为子女谋过私利，一生立场坚定、淡泊名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庄民生 供稿）